香港人受殖民地歷史所影響，一直認為自己在保育和發展傳統文化上，落後於人，這是一種雙重矮化過程。1949年後北方精英移民視香港為旅居地，視之為文化沙漠，另一種矮化是相對於上層西方為主的精英文化，本土庶民文化俗不可耐，難登大雅之堂。當前急務，是要重新建立一套「香港人論」，正 如研究「日本人論」的內田樹所言，要打掃好自己房子才可迎接來訪客人，而打掃也不一定要全房一塵不染，可以先從自己站立的四周開展，觸手可及的可先清理，難搞的掃到不為人知的角落也可。最重要是不要因漏掉了某一個觀察而全面否定別人的努力。
《信報》獨眼香江：近年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爭論，主要分為兩大派。一派被稱為「大中華主義者」，他們愛國愛民，深信香港與中國的命運連成一線，港人有義務為內地爭取民主；而另一派，則是以陳雲為核心人物的「本土派」，他們堅持中港區隔，經常聲討內地人隨處大小便和搶購資源的「惡行」，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。
在這種敵我分明，非「大中華」即「本土」的張力之下，文化人劉細良在今年書展推出的著作《大香港人》中，就嘗試提出「第三條路」。他不甘於停留在指罵強國人的層次上，也非提倡分離意識，只是希望港人能夠「文化覺醒」，認清香港傳承了的珍貴中國文化，建立自己的主體性，以後才可有自尊地、有底氣地挺起腰板做人。按劉細良的說法，今天香港人在身份定位上如此焦慮不安，正是因為「連自己有寶都唔知」！
至於港人在中國文化的承傳上，究竟有何成就？劉細良以兩位功夫宗師李小龍和劉家良為例，細說「香港仔精神」如何令這個本屬邊陲地區的小漁港，化身為中國文化的最大出口地。
劉細良說，所謂的「大香港人」分為兩個層次。其一，80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，港人自信心爆棚，深信自己無所不能，因此也變得財大氣粗，「貴價酒也是一大杯一大杯地喝，其實很像今天的強國人」。而另一個層次，亦是劉細良在書中重點想探討的，就是香港在中華文化上的優越地位，「到今日為止，華人文化真正有向世界輸出的，就只有李小龍，以及香港電影。你可以說在市場上，中國電影較為蓬勃，但就只有香港，才真的建立過一套電影語言和美學標準」。
李小龍生於美國三藩市唐人街，幼時在香港生活，成年後到美國讀書，再輾轉回流至香港演出《唐山大兄》，自此一舉成名。有趣的是，李小龍父親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的李海泉，家庭背景本來有濃厚的中國色彩，他自己也曾參演不少「粵語殘片」；不過，他同時操一口流利英語，妻子又是洋人，而且在美國的大學修讀哲學，思想非常西化。在中西衝擊之下，成就了一位把中國功夫文化傳至西方的一代宗師。
